民法基本原則: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

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之所以成為民法的基本原則,是因為它們直接關涉民法與道德之間的互動關系問題。一般來說,法律體現了最基本的道德規范,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的基本法更應當體現社會的道德倫理價值,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市民社會生活的一些道德觀念、道德規范對民法的滲透,借助于誠實信用和公序良俗原則,使越來越多的道德規范被上升為民法的基本規范。另外,借助于這兩項原則也能有效地弘揚正確的道德觀念,防止違反社會公德行為的發生。但是這兩項原則在弘揚社會公德、維護秩序的功能方面的表現形式是不同的。  

公序良俗就是要以確定最低限度的道德標準的方式,強調民事主體進行民事活動必須遵循社會所普遍認同的道德,從而維護社會生活的有序發展,其主要發揮一種維護行為底線的功能。例如,違反性道德的合同、借腹生子合同、賭債償還合同、貶損人格尊嚴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合同等,如果允許其生效,無疑將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公序良俗具有一種調節性的功能。在法的現實與理想之間,或者法與道德之間呈現缺口,而公序良俗原則正可以填補這一缺口。公序良俗原則還具有對利益沖突的協調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方面,如果民事主體因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從事的行為,和社會公共利益發生沖突和矛盾,不管是否存在著對強行法的違反,首先應當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一些法律法規所確定的強行法規則可能過于僵化,缺乏彈性,或者在適用中具有明顯的不合理性,此時法官就可以援用公序良俗原則以妥善解決個人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沖突。違反公序良俗原則的行為無效,這是通過對當事人特定行為進行一種消極的、否定性的評價方式,使相應的行為不能發揮當事人所預期的效果的方式,實現對社會公德和秩序的維護。  

誠信原則主要通過積極引導的方式而不是通過消極禁止的方式來實現其弘揚社會公德、維護秩序的功能。誠信原則一般通過設定行為人所應當履行的義務,來調整交易行為。按照于飛等人的看法,如果說違反善良風俗是一種背俗行為,那么違反誠實信用則是一種背信行為。背俗行為會涉及對普遍公共利益、社會風俗的違反,而背信行為則往往只在特定當事人之間產生效果。而公序良俗原則一般通過消極設定行為人不得從事某種行為的不作為義務來實現,也就是說,行為人在民事行為實施的過程中,不得從事違反該原則的行為。誠信原則經常用于填補法律漏洞和合同漏洞。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在誠信原則的基礎上產生了許多新的規則,例如合同正義原則、禁止暴利原則、禁止濫用權利原則、締約過失責任規則、當事人應承擔附隨義務的規則等。  

無論是誠信原則,還是公序良俗原則,都可以在裁判中加以運用。尤其應當看到,兩項原則都賦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力,使法官能夠根據具體的案情進行具體的利益衡量。筆者認為,司法實踐將這兩項原則作為裁判規則加以運用時,首先應當遵守法律適用的基本規則:一方面,與具體的法律規則不同,除非窮盡法律規則,或在法律有明確規定時,基本原則通常不能夠直接適用。在適用該原則時,必須首先適用具體的規則,即便存在法律漏洞,也應當首先通過類推的方式適用有關的具體規定,只有在不能使用具體規定時,才能適用法律的基本原則。當然,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基本原則也可能具體化為具體的法律規則,從而可以直接適用于具體的案件。例如,依據《民法總則》第153條的規定,“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在此情形下,公序良俗實際上已經具體化為法律規則,可以直接適用。另一方面,無論是誠實信用還是公序良俗,它們既是基本原則,又是不確定概念,無法通過定義的方式確定其內涵,因此在具體運用中,必須通過對概念的類型化,從而使法官在適用中能夠尋找到更為確定的標準。在對概念進行類型化時,首先應當遵循社會主流價值觀念。由于道德觀念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所以,應當以當下的價值觀念作為標準。無論是誠信原則還是善良風俗的內涵,都會隨著社會變遷而變化。

所以,法官在解釋這兩項原則時不能以過去的價值觀念為依據。要根據特定歷史時期人們主流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等進行判斷。現階段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指導解釋這兩項原則。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作者簡介姓名:王利明 工作單位:中國人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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